從某種意義上說，每一輪股市牛市，也是上市公司融資再融資的“牛市”；每一波股指超過3個月的反彈行情，同樣亦是上市公司融資再融資的“行情”。融資再融資與股指走勢所形成的“共振”現象，不僅發生在股市誕生初期，在近幾年表現得更加明顯。
去年股市暴跌，上市公司通過境內市場累計籌資3396億元，比上年減少3947億元，同比減少53.75%。其中，首發融資額同比減少76.59%，再融資（不包括債券）籌資1332億元，減少1046億元，同比減少44%，只有債券融資出現一定幅度的增長。今年股指產生反彈，上市公司再融資隨即與之聯動。據Wind統計，上市公司今年已募集完成再融資額已高達2111.53億元，提出再融資預案的公司擬募集資金更是高達6286.06億元，上市公司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的企業債規模也已達3934.75億元。
今年前九個月，上市公司的再融資額猶如“芝麻開花”，即使8月份出現暴跌，仍然上演了一曲“大合唱”的鬧劇。如果與上輪大牛市的氛圍相比，今年的行情顯然遜色不少；但體現在再融資上，卻大有“青出於藍”之勢。
融資門檻低是上市公司再融資猛于虎的根本癥結。儘管為了規範上市公司的再融資行為，監管層設置了“最近三年以現金方式累計分配的利潤不少於最近三年實現的年均可分配利潤的30%”的前提條件，但它的物件僅僅只針對上市公司在配股、公開增發以及發行可轉債等公開發行模式上，而對於目前上市公司普遍採用的定向增發模式沒有絲毫的約束力。也正因為如此，程式簡單、費用低廉、易於成行的非公開發行才更受到上市公司的青睞。
即使是上市公司公開發行證券的再融資行為，其規定亦是有“厚”有“薄”。比如在相關考核指標上，上市公司發行可轉債與公開增發，都必須滿足“最近三個會計年度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平均不低於百分之六”的條件，如果上市公司欲進行配股，則不受此限制，只規定“擬配售股份數量不超過本次配售股份前股本總額的百分之三十”，而這樣的條件實際上形同虛設，僅僅只是再融資額受到些許影響而已。
上市公司再融資時在規範其回報投資者條件上，公開發行與非公開發行有區別；即使在公開發行的條件上，不同再融資模式之間同樣存在差別。這樣的事實說明，在上市公司再融資問題上，並沒有形成統一的門檻，不同上市公司可以根據自身特點、難易程度選擇不同的再融資方式。
有鑒於此，必須對上市公司再融資行為進行一定程度上的糾偏，否則，通過再融資損害中小投資者權益，實施市場操縱、利益輸送、內幕交易等違法違規行為的頻頻發生，不會是什麼偶然事件。筆者以為，在規範上市公司再融資問題上，除了強化監管嚴厲打擊其中的違規違法行為之外，不妨在大的框架上統一再融資的條件，如將現金分紅與百分之六的平均淨資產收益率條件“放之再融資而皆准”。此舉不但有利於上市公司回報投資者，也無形中可將許多惡意“圈錢”者擋在再融資的大門之外。